盘点2008年浙江省的反贪成果，索贿受贿689万余元的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原副处长何炜“无意中”成为该年度浙江省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一人。而向何炜行贿的包工头之一的田妙法，“一不小心”也成为近年来浙江省因行贿罪获刑最重的行贿人。2009年春节，当人们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时候，已在监狱服刑的何炜反复咀嚼着自己的昨天和今天———“都是贪心惹的祸”！
透视这起特大索贿受贿案，分析工程建设领域受贿者与行贿人这对利益攸关方的“特殊关系”，不难推理出这样一个结论：行贿人，其实就是受贿者的掘墓人。
行贿人寿某：何炜实在太贪了，老是对我们抱怨自己连喝茶的钱都没有。有时看到别的老板抽的高档烟，他也当场索要。
行贿人周某：一接到何炜的电话，都是心惊肉跳的，以至于后来自己都神经衰弱了。
行贿大户田妙法：用钞票就能搞定对方，拿到工程，赚到大钱。
受贿人何炜：谁会嫌钱多呢？有白拿的谁不拿？！
办案检察官王玉：自己办过不少受贿案件，但像何炜这样几乎每一个工程项目都要收钱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碰到。
1 从“客气”地受贿到索贿
何炜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有着家人的呵护，他一直顺利地成长着，1984年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民建专业，毕业后留校做了五年助教。如果何炜一直安于校园的宁静，或许他早已成为建筑业界的教授，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何炜认为当老师有前途没“钱途”。1993年6月，他不顾家人劝阻，离开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来到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工程项目经理，也就是包工头。次年，他跳槽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仍是做包工头。一年后又跳槽到一家浙江省属国有房地产公司。三年三次跳槽，何炜虽然没有挣到多少钱，但他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大学教师到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的转型，也学到了不少工程建筑领域的行受贿“潜规则”。
也许是因为有了“土木建筑工程师”的招牌，1996年12月，何炜顺利地进入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当上了公务员。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省体育局承担着领跑浙江体育事业起飞的大任，大量的体育工程待建，工程建筑类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懂建筑的何炜自然被委以重任，具体负责工程项目的实施。虽然只是一个科员，但何炜的实际权重不亚于处长，甚至胜于分管的副局长，局里基建工程的项目管理、资金结算等，他都能说了算。
1997年底，浙江省不少体育工程陆续筹建，何炜迅速进入“角色”，没几天就在家中“客气”地收受承包人陈某送的1万元，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甜头。1998年春节，何炜第二次收受承包人赵某送的2万元“拜年礼”时，他开始把“客套话”省了。到了2000年中秋节，何炜第三次收受赵某送的5万元“过节费”时，看都没看一眼，用手掂了掂就扔到了茶几上。
2001年9月，随着浙江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在杭州市萧山区钱江科教城的动工兴建，何炜受贿的渠道更广了。他开始不满足于过年过节收的几万元，而是主动出击索贿了。当时，杭州一家建筑设计院正在积极争取萧山体育训练基地有关场馆的设计业务，找到何炜帮忙。何炜看上了该院院长寿某新买的轿车，就以借为名，将这辆近15万元的新车占为己有。直到案发，这辆车还没有还给寿某。
有了车的何炜不久后向寿某提出要配个车位。寿某没有办法，只好由单位出16万元以何炜妻子王某的名义购买了一个地下车位给何炜。
2006年2月，何炜担任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兼局基建办副主任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他的胃口也更大了。同年8月12日，何炜从寿某等人处向杭州一家设计院索贿25万元。之后不久，他又向该设计院的蒋某索要了12万元。寿某作证时说：“何炜实在太贪了，老是对我们抱怨自己连喝茶的钱都没有。有时看到别的老板抽的高档烟，他也当场索要。”承办此案的杭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王玉 坦言，自己办过不少受贿案件，但像何炜这样几乎每一个工程项目都要收钱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碰到。
女承包人周某更是被何炜的索贿吓怕了，她对检察官说：“一接到何炜的电话，都是心惊肉跳的，以至于后来自己都神经衰弱了。”2005年10月，何炜第一次开口就向她索要了30万元。当年年底，何炜又向她索要35万元，在工程款支付上有求于何炜的周某不得不给。2006年上半年，何炜两次直接向周某索要30万元、39万元。2007年，何炜以没钱花为由，又向周某索要40万元。2005年至2007年，何炜向周某索要钱款总计174万元，还不包括周某主动送的2万元。
以“哭穷”的方式直接索贿，渐成何炜受贿的主要方式。在被查实和认定的689万余元受贿款中，他的索贿额高达573万元！事实上，何炜的家庭条件很好，仅靠浙江省体育局正常的收入就能达到“小康”了。但是，正如何炜自己所说：“谁会嫌钱多呢？有白拿的谁不拿？！”一句话，受贿，早已成为这个受贿者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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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钱是行贿人获得工程的“通行证”
对众多的工程承包商来说，手握基建工程项目大权的何炜无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行贿”也无疑成了他们获取项目的“通行证”。
以土建项目预算3亿元、总投资预算近9亿元的浙江省萧山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工程为例，这个总占地面积31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万余平方米的庞大工程，将建田径场、足球场、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射箭场、室内田径训练馆、游泳跳水馆、竞技体育馆、乒乓球馆、综合训练馆等，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从2001年动工兴建，至今仍不断有工程在建。面对这样一个诱人的“超级蛋糕”，记者采访发现，包工头们的“绝活”就是行贿。
杭州一家膜结构工程公司无论从资质还是实力，本来都无缘问鼎萧山体训中心的膜结构工程，但是该公司经理徐某向何炜行贿14万元人民币、1000欧元以及名贵手表1块后，顺利地承接到了大量工程。另一家公司的陈某能够成功承包萧山体训中心许多建筑工程，并按时拿到工程款，和他平时不停地向何炜“烧香”也不无关系。虽然在何炜收受陈某总计107.27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2万元港币的款项中，有96.27万元人民币属于何炜以拜年等事由向陈某索取的，然而何炜对办案检察官是这样说的：“陈某的行贿确实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增加了评标时我对他的印象分，也使我在工程款支付时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
涂料供应商徐某、某工程咨询公司业务员夏某、某消防安全技术公司总经理吕某……为了分到萧山体训中心工程的“一杯羹”，送给何炜5000元至1万元后，都如愿以偿。这些行贿人的“成功示范效应”又吸引着更多的包工头加入到行贿的行列。田妙法，就是其中的一个“行贿大户”。
小学毕业的田妙法听说不少人承包萧山体训中心有关工程发了财，也动起承包工程的念头。通过何炜的岳母，田妙法结识了这位实权人物。2003年上半年，何炜的父亲住院时，田妙法过去看望，被何炜索去了1万元。这让田妙法明白何炜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儿”，也让他坚信“用钞票就能搞定对方，拿到工程，赚到大钱”。
田妙法自己没有建筑公司，所以他就采取挂靠的方式承接工程。对这一明显违反规定的做法，心知肚明的何炜不但不阻止，反而积极为田妙法提供方便。2003年下半年，在何炜的帮助下，田妙法不经招投标程序就承接了萧山体训中心的乒乓球馆、网球场等工程。不过，当年底，何炜又向田妙法索要了20万元。
2004年初，何炜将工程造价达280余万元、原本应该招投标的投掷馆工程化解，改为内部议标。在议标中，田妙法授意他人将其他单位的标书金额抬高，并使用他人私刻印章伪造的标书进行议标，以挂靠、承包等手段通过何炜获得了这项工程。在工程款结算时，何炜为田妙法提供了方便，该工程最后决算价达370余万元。2005年初，为表示感谢，田妙法将50万元现金送给了何炜。
让田妙法料想不到的是，2006年3月，何炜以母亲张某的名义在萧山购房，并以此为借口向田妙法索要229万余元购房款。想到日后还要何炜照顾，田妙法不顾妻子反对，借钱给何炜买了房。就这样，不经意间，田妙法成了向何炜行贿的“第一大户”，也成为近年来浙江省因行贿罪获刑最重的行贿人。
3 警示：行贿人是受贿者的掘墓人
行走在受贿的路上，何炜为自己的顺畅飘飘然了，偶尔他也茫然过，也有过中止犯罪的念头，但贪欲又迅速占了上风。为寻找刺激，何炜喜欢上了赌博。他经常出没在杭州大大小小的棋牌室、麻将馆，输了就打电话让那些包工头来买单，一段时间下来，少说也有5万元。后来，他又跟有求于他的老板们到澳门赌博，一次就收受一位老板1万元港币的赌博筹码。
随着受贿数额越来越大，何炜开始考虑这些钱的保值增值了，他要为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谋划将来：出国留学、衣食无忧……他把这些款项除用于投资房产外，还以妻子等人的名义购买基金……
他倒是不担心自己会出事，因为田妙法等人承建的工程质量没有问题，还获得了“钱江杯”，他天真地认为那些行贿的包工头既然也得到了相应的利益，会和他“和谐相处”，自然也不会告发他。没人告发，那么除了行受贿双方你知我知外，谁还能查到自己头上？
直到2007年12月21日，何炜被杭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后，才如梦方醒：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008年1月22日，田妙法到杭州市检察院投案自首，当天就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9日，何炜43岁生日的第二天，杭州市中级法院对何炜受贿案、田妙法行贿案作出一审宣判：何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索取他人财物以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累计金额达689万余元人民币，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田妙法在工程承接、建设中，违反国家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何炜300万余元的钱款，亦实际获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何炜所获财物中绝大部分系索贿性质，应予从重处罚。何炜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田妙法被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一审判决后，何炜和田妙法不服上诉。浙江省高级法院于前不久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贿赂案件高发地带，据了解，该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案件占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犯罪案件的六成以上，此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样本。
今年春节前夕，王玉 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何炜走上犯罪道路，固然与他个人素质不高、本性贪婪、法制观念淡薄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实质性的监督，也是导致何炜这样一个位轻权重的干部最终堕落的重要因素。而田妙法敢于以身试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工程建设中显性的“潜规则”在起着催化作用。“这些‘潜规则’动摇了公平公正的工程建设市场竞争环境，毒化了社会风气，使大量有效的制度得不到落实，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工程招投标过程漏洞百出，挂靠转包等层出不穷，权钱交易成为必然。”王玉 举例说，何炜既是业主方，同时又是招投标专家，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设”，责任在谁？王玉 结合自己办理的一些案件还发现，何炜规避招投标法，将工程化零的做法在目前工程领域仍大量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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