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刑辩律师阅卷技巧汇总
一、阅卷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刑辩律师只能查阅部分案卷材料，在审理阶段，刑辩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
有的办案单位对刑辩律师阅卷设定了种种限制，提供给律师查阅的案卷材料极其有限，很多律师逆来顺受、习以为常，并不提出抗议，有的律师在复制案卷材料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只挑选部分材料复印,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二、对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的审查
所谓的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指的是案卷里面不涉及案情本身的拘留证、逮捕证、鉴定结论等材料。一般情况下，阅卷的时候很容易忽视这些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材料多加留心，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刑事诉讼中对于“期限”的要求非常严格。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能够说明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身份，也可以证明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当事人的交代是否构成自首。对于这些文书，我们要注意它时间上的衔接、罪名上的变化。
有一次在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当事人告诉我们，他是周五晚上被反贪局叫到检察院问话的，然后一直没有出来。《起诉书》上讲述其被拘留的时间是下周一，《拘留证》和《传唤证》上的时间衔接，明显超过了法定的传唤时间。超过时间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超期羁押，是非法拘禁。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与办案人员就这个事情进行了交涉，也把他们惊出了一身冷汗，希望能够得到我的谅解。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人员在超期阶段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都归于无效。同时，作为我们不提出控告的交换条件，公诉机关在指控被告人行为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其认罪态度好，希望法庭从轻量刑。
几年前我们办理过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阅卷中我们发现，在《拘留证》上，当事人涉嫌的罪名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却是“受贿罪”。这一重大的变化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两个罪名的侦查权分属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而且前者的量刑幅度要大大低于后者。这一起案件从头到尾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如果认定为“受贿罪”，毫无疑问本案全部的证据材料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我们在开庭之前与公诉人交换了意见，公诉人沉默了很久，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避免整个案件推翻重来，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辩护律师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追究，作为交换，公诉机关同意认定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综合其他的情节，建议法院减轻处罚。
抓住案卷材料的一些重大问题，辩护律师可以光明正大地与控方进行交易，从而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工作方法，控方不但不会记恨辩护律师，还会感谢刑辩律师的配合。
一般情况下，《鉴定结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鉴定书的文号；2、鉴定机关的资质；3、鉴定人的资质；4、鉴定人的数量；5、签名、印章、鉴定时间；6、鉴定的过程；7、是否送达并告知当事人权利。
在我们办理的一起火灾案件中，案卷材料中缺少了《火灾原因认定书》和《火灾事故责任书》，剥夺了被告人申请重新认定的权利，并且，《火灾损失鉴定书》从鉴定人员的资质到鉴定的计算过程都存在问题。当我们在法庭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公诉人无法作答。这些程序上存在的问题，虽然不会对案件的定性产生影响，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体现为量刑上的从宽。
在我们办理的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案卷里面有一份某机关的《整改通知书》，但是该《通知书》上并没有签收的字样，而是在下面注明“由于单位负责人不在，其他人不同意签收，因此交给工人转交”。留置送达的确是送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必须有其他在场人的签字证明，如果是转交的话，也应注明转交人的详细身份。该单位的《生产日记》可以证明，当天负责人一直在厂里。这说明《通知书》是一份事后补的假书证。当我们在法庭上提出我们的质疑，连法官都忍不住摇头苦笑。
对被告人来说是犯罪证据的《鉴定结论》，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被告人罪轻的证据。在一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中，我们刑辩律师团队仔细研究了《法医鉴定结论》中对受伤部位的描述，最后发现，受伤的部位大多都是皮外伤和软组织挫伤。对于《起诉书》中所称被告人用脚踩被害人胸部，我们指出：用脚踩胸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肋骨断裂，但是被害人胸部仅有皮外伤，肋骨完好，这说明被告人的打击力度是有限的，并非要致被害人于死地，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部位是头部，是被害人遭到被告人击打后头部撞击地面形成的，从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打击部位和打击力度可以看出，其伤害他人的主观恶性较小，致死是意外事件。我们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采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看似无用的诉讼文书卷，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三、对言词证据的审查
言词证据主要包括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口供”或者“笔录”。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往往构成案卷材料的主要内容。《起诉书》对案件事实部分的描述，绝大部分来自对言词证据的整理。
1、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来制作的。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混乱、模糊、错误，甚至是遗忘，尤其是对时间久远的一些事情的回忆；
2、办案人员在记录当事人讲述的时候，难免会帮助他组织和整理语言，留下记录人自己的痕迹；
3、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在案卷中会有多个人的多份笔录，如果这些笔录讲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办案人员没有客观真实地记录当事人的陈述；如果存在太多的重大差异，则说明其中部分言词证据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以上三点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将案卷中所有的言词证据反复做对比，认真推敲，一定可以满载而归。
我们注意到，很多律师在阅卷的时候，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笔录的内容上，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在形式上存在的瑕疵。在言词证据的审查中，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
在我们办理的一起强奸案件中，我们研究笔录的时候注意到，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位侦查人员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中。侦查人员在事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做了修改，将这个同时出现在两份笔录里的侦查人员换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忘了让被告人加上指模。在被告人的笔录中，所有修改过的地方都有指模，惟独这个侦查人员的名字处没有,这说明修改是在事后进行的。同时意味着，要么就是这个侦查人员在审讯的时候，在两个审讯室走动，要么其中一份笔录是只有一个侦查员在场的时候制作的。
3、笔录制作的地点。
在我们办理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找到证人了解情况，证人表示，他在侦查机关讲述的不是事实，但是他不敢出庭作证，怕被侦查机关带走。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也不考虑对他调查取证。那么只有申请法院取证了。法院取证的前提是侦查机关的笔录没有效力，否则法院不会接受我们的申请。
我们反复研究证人证言，结果发现，侦查机关取证的地点是在一家招待所。据证人讲，就是在这家招待所里，他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个月时间，被迫按照侦查机关的要求，在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字。我们查阅《刑事诉讼规则》，发现取证的地点是不合法的。由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点不好证明，只有通过地点的非法性来推翻这份证言。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重新对证人取证，最终否定了被告人的该起犯罪事实。
4、是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时候，必须告知其权利义务，有点像港台影视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只是在这里换成了“你有权申请回避”、“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们每次阅卷的时候，都会留心笔录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记载。一般来说侦查人员不会遗漏这一项内容。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们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犯罪嫌疑人告诉我，他与办案的侦查人员有私人矛盾，为此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次的笔录里面是否告知了权利义务。果然，这名侦查人员可能想公报私仇，为了参与案件的侦查，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在法庭上，我们无法举证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于是以侦查人员“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为由，对该侦查人员参与提讯的讯问笔录提出了质疑.
5、笔录的签名。
一份形式上合格的笔录，最少应当有三个以上的签名：两名侦查人员，一名当事人。关于侦查人员签名的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说说当事人签名的问题。当事人的签名，是最容易被律师忽视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笔录，最后的话都是一样的“以上内容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所说的一致。某某某，年月日”。所以大家都不重视这句话。但是，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就是通过一句这样的话，否定了当事人的一份有罪供述。笔录上的记载是这样的：“以上笔录我已经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由于某某某是文盲，以上由民警代写）”。既然笔录上没注明是宣读，那么肯定是没宣读；既然我的当事人是文盲，又如何可以“看”？这就意味着，笔录的内容我们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我们在法庭上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公诉人顿时哑口无言。公诉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签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只要注意到了这句话，就可以得出判断。
有些时候，当事人迫于无奈，会在侦查机关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名。但是，为了在以后的庭审中申辩，有的当事人会在签名上做一些手脚。比如“和我所说的不一致”等等，如果侦查人员马虎大意，这样的笔录就会作为证据移交到法院，给律师的辩护带来机会。
在会见在押当事人的时候，有些当事人告诉我们，笔录中的一些对自身不利的话，他并没有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现在了笔录之中。如果当事人的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对已经制作完毕的笔录添加了新的内容。
如果我们确信笔录可能存在伪造之处，那么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刑辩律师的申请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但是通过这一招敲山震虎，可以对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起到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