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18年后宣告无罪的许祁贪污案再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通程律师集团事务所依法接受申诉人许祁的委托，指派杨金柱律师担任河南省高级法院第二次提审的许祁贪污案的再审辩护人。本辩护人已向法庭送交了《关于要求河南省高院尽快调取平顶山市中院1996年审理许祁贪污案的审判案卷的律师函》、《关于许祁贪污案检察卷第二卷抽走汪保林向深圳二石场借款的证言及借条的情况说明》。现在没有看到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审判卷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和现有的案卷材料发表再审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本辩护人认为：许祁贪污案自1993年9月4日新华区检察院立案以来，至今已有16年之久，历经湛河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三次开庭审理（1996年9月27日、28日开庭审理后未作判决）、河南省高级法院两次提审，现有案卷材料足以认定：该案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严重违法，平顶山市中级法院2003年8月26日（2003）平刑终字第148刑事裁定认定许祁构成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许祁贪污案是一起典型的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诬告陷害而形成的冤案。应当撤销平顶山市中级法院（2003）平刑终字第148号刑事裁定和湛河区法院（2003）湛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依法宣告许祁无罪。
一、本案侦查、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检察院隐匿被告人无罪证据，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故意销毁审判案卷，直接造成许祁冤案
（一）新华区检察院违法搜查，并且将搜走的能够证明许祁无罪的证据材料不收入案卷
1993年9月5日，平顶山市检察院苏留记等四名办案人员持（93）平新检搜字第十号搜查证（检察卷2卷第22页）对许祁办公室和住宅进行了搜查。许祁当时被该院控制、没有被带去搜查现场。该搜查证上没有许祁的签字。
新华区检察院1995年9月5日补记了1993年9月5日的搜查记录（检察卷2卷第23页）。该搜查记录上没有注明见证人的名字，也没有见证人、被搜查人的签字。
1997年11月19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冯建国法官对新华区检察院苏留记作了询问笔录（平顶山市中院二审卷第64-66页）。苏留记在询问笔录中证实：“当时提取时，由于工作失误，没有列清单。”苏留记还证实：（1996）“开庭时，许祁当庭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就把有关在广州、珠海的票据交给了市检察院的久明，是在开庭当场交给他的。”苏留记还证实是交的原件。
许祁在多次庭审和申诉材料中均要求检察机关出具搜走的在广州和珠海为公差用掉的尚未报账的5万多元发票（许祁在经协总公司账上挂有2万多元借支），并书面要求进行审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祁1993年5月下旬在珠海筹办公司的住宿发票和5月29日回到平顶山的火车卧铺票，足以证明许祁1993年5月22日不在平顶山、不可能收受杨五泉送交的4000元贿赂。但检察院苏留记等人搜走的许祁这些原始票据在现在的所有案卷中荡然无存。
1996年适用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试行）》第113条规定：“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新华区检察院在没有见证人和被搜查人许祁在场的情况下对许祁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违法搜查，对搜走的能够证明许祁无罪的几万元原始票据没有列清单、甚至没有入卷。这是造成许祁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检察卷第二卷抽走足以证明许祁无罪的汪保林向二石场借款的证言和1993年4月出具的借条，这是造成许祁冤案的重要原因
本辩护人已向法庭送交《关于许祁贪污案检察卷抽走汪保林向深圳二石场借款的证言及借条的情况说明》。现简要陈述如下：
湛河区人民法院2003年一审判决和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均采信汪保林、杨芃的证言，认定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深圳丽都酒店收受了汪保林、杨芃送交的15万元现金，并将其中的12万元据为已有，从而构成贪污罪。汪保林、杨芃在案卷中所说的用现金支票取款10万元，用转账支票兑换5万元的证言成为认定许祁收受15万元现金的关键证言和直接证据。
杨芃在1995年8月29日新华区检察院的询问笔录（检察卷第五卷第132-134页）中证实：汪保林93年春节后回深圳给二石场打了借据，“现在借据在账上，在二石场的财务账上。”
许祁的辩护人寇留喜律师在1996年9月28日向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提交的书面辩护词第8页和1997年8月1日向湛河区法院提交的书面辩护词第11页，均说明检察卷第二卷第136、137、138页是汪保林关于借款的证言和1993年4月出具的8万元的借条。
寇留喜律师保存了49页1996年9月27日、28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的庭审记录，其中第29页记录：汪保林当庭作证“15万元从石场借一点（8万），找一个朋友用支票换点现金，从商店取点现金。”
汪保林从二石场借款的证言和1993年4月向二石场借款8万元的借条足以推翻用现金支票取10万元的证言。
本辩护人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没有找到汪保林向二石场借款的证言和出具的8万元借条。检察卷第二卷第136、137、138页不是寇留喜律师两次辩护词中所记载的内容，而是柳海关于安阳钢材业务的询问笔录，完全与深圳15万元无关。
湛河区检察院重新装订案卷材料，抽走了能够证明许祁无罪的关键证言和书证，以至造成许祁冤案。
（三）湛河区检察院1997年重新装订的案卷材料增加了1996年9月27、28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庭审时没有出示和质证的书证材料
许祁辩护人袁本仁、寇留喜律师1997年8月1日在湛河区法院开庭审理后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辩护词（湛河区法院第9卷第14-36页）。该辩护词中说明：1996年9月27日、28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的检察卷中没有深圳宝安梅林二石场1993年1月13日第7号付款凭证（检察卷第6卷第161页），没有汪保林1993年1月31日关于许祁“借去现金壹拾伍元”的说明（检察卷第6卷第160页）、没有二石场1月13日支出15万元的记账凭证（检察卷第6卷第159页）。
以上三张书证材料均由新华区检察院取证于1995年9月3日，是深圳二石场“借款”许祁15万元的重要证据，为什么在1996年的检察卷中没有，又为什么没有在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9月27日、28日的庭审中出示并质证？
（四）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在一审开庭审理后七个月不作判决，反而指定下级法院湛河区法院“作为一审案件受理”，明显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1993年9月4日，时任平顶山市经济技术协作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许祁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立案侦查。1993年11月20日，许祁被逮捕。
1996年5月2日，新华区检察院历时三年五个月之久侦查终结，移送平顶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1996年5月28日，平顶山市检察院作出平检刑二起字（1996）第1号起诉书，向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对许祁以涉嫌贪污罪和受贿罪提起公诉。
平顶山中级法院受理许祁贪污、受贿案以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许祁案进行审理。主审法官梁玉科三次去看守所提审了许祁。
1996年9月27日、28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用两天时间公开开庭审理许祁案。该案的重要证人丁振宇、汪保林等人均出庭作证。许祁的辩护人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的袁本仁、寇留喜律师出庭为许祁辩护，并在庭后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辩护词。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法庭完成了一审程序，最后宣布休庭，定期宣判。
1997年4月17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七个多月之久，不仅没有依法对许祁案作出一审判决，而是做出平刑指字（第1号）指定管辖函，“将平顶山新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被告人许祁贪污一案，指定”湛河区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案件受理”。
1997年5月8日，平顶山市检察院指定湛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1997年5月12日，湛河区检察院做出平湛检刑诉（1997）15号起诉书，以同一罪名和事实向湛河区法院对许祁提起公诉。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法发[１９９４]４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判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依法审理，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根据1997年1月1日施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应当对许祁一案作出有罪判决或无罪判决。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在开庭审理七个月后，不仅不作出判决，反而指定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案件受理”，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作出这一指定管辖的法律依据何在？
（五）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审判卷是认定许祁无罪和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判的铁的证据，该审判卷丢失只能是人为销毁。应当彻查此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审判卷中最重要的材料是9月27、28日两天的庭审记录。该庭审记录记载了庭审质证情况，足以查清湛河区检察院1997年重新装订案卷，抽走能够证明许祁无罪的证言和书证、增加不利于许祁的1996年开庭时没有出示和质证的证据材料。该庭审记录记载了本案重要证人汪保林的当庭证言，该当庭证言的内容（见寇留喜律师1996年的庭审记录和辩护词）足以推翻1997年以后的有罪判决，也足以认定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是在枉法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受理许祁贪污案以后即通过立案庭立有案号，无论该院通过何种程序作出不作判决而指定下级法院管辖的决定，该院档案室都应当保存该审判案卷。该审判案卷除非自然因素（如地震、火灾、水灾等）丢失外应该永久保存。据辩护人所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相关人员已承认该审判卷已经丢失，这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审判史上鲜有先例。
本辩护人认为：平顶山市中级法院1996年审判卷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足以推翻许祁的有罪判决，而且能够证明该案检察机关在1997年重新装订案卷，抽走足以证明许祁无罪的证据材料和增加不利于许祁的证据材料，并足以证明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对许祁一案实施明显的枉法裁判！该案相关人员宁肯承担丢失案卷的法律责任，而逃避故意枉法裁判的刑事责任。
本辩护人强烈要求河南省高院纪检部门彻查此事，还事实真相，以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维护河南省法院系统的公信力、维护许祁的合法权益！
二、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广州，根本不可能在深圳丽都酒店收受汪保林、杨芃送交的15万元现金。本案一、二审法院采信汪保林、杨芃故意陷害许祁的伪证，认定许祁构成贪污罪，明显枉法裁判
湛河区法院和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在1997年和2003年的四份判决和裁定书中均采信了汪保林、杨芃的证言：认定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深圳丽都酒店收受了汪保林、杨芃送交的15万元现金，并将其中的12万元据为已有，从而构成贪污罪。
本辩护人认为：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广州而不在犯罪现场深圳丽都酒店铁证如山；汪保林、杨芃证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足以认定其证言是故意陷害许祁的伪证；二石场提供的几份“借款”书证根本不能证明许祁贪污了12万元，本案一、二审故意不去核查许祁无罪的证据，明显枉法裁判。
（一）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不在深圳丽都酒店而在广州，铁证如山
1、汪保林、杨芃最初的证言均证实许祁是在到达深圳的第二天（1月11日）晚上离开深圳于深夜二点左右到达广州三寓宾馆
许祁和许楠从郑州到深圳的两张机票和两张保险单（检察卷第6卷第171页-174页）显示：许祁和许楠乘坐1993年1月10日上午的3988次航班从郑州飞往深圳。
汪保林1993年9月3日第一次向检察院出具的亲笔书写的《证明材料》（检察卷第5卷第69-70页）证实：“93年元月上旬许祁来深圳、住在丽都酒店，打电话通知我马上去见她……她要求我第二天给准备15万元现金，说是要带回平顶山春节前急用……第二天我将汇票进账……先在石场取现金15万元……下午4时我同场财务会计杨芃一起将钱送到丽都酒店许的住处。”汪保林还证实：他是当晚亲自开面包车送许祁姐妹于深夜一点多钟到达广州三寓宾馆。
杨芃1993年9月10日第一次向检察院出具的亲笔书写的《证明》（检察卷第5卷第116页）中证实：许祁到达深圳后的当天晚上，陈经理、汪保林和他在丽都酒店，“许祁提出第二天要拿到钱”。第二天早上他和汪保林用现金支票提取十万元现金，用转账支票换五万元现金，“当日下午送到丽都许祁处”，当晚2点左右坐汪保林的车到达广州，安排许祁住在三寓宾馆。
汪保林1993年9月13日上午在检察院作的第一次问话笔录（检察卷第5卷第71页-85页）证实：许祁到达深圳后的当天下午在丽都酒店许祁的房间里将30万元汇票交给他，“许祁说是她的咨询费，让我尽快给她办理15万元现金。”“第二天我就把30万元入账……于当天下午4点多钟才办好，办好以后我和杨芃一起把钱给许祁送去。”
汪保林和杨芃的以上三次证言是全案材料中他们俩人最早的证言，两人一致证实：他们是在许祁到达深圳后的第二天上午提取15万元现金于下午送到丽都宾馆许祁房间，并于当晚深夜2时左右送许祁到广州三寓宾馆。此后，汪保林和杨芃才改变了证言，说许祁是13日晚上离开深圳去广州的。
2000年10月11日，河南省高院封齐生法官询问了汪保林，该调查笔录（河南省高院正卷第1卷第279-282页）证实：汪保林是在许祁到达深圳后的“第二天就到银行取现金，”“吃完晚饭她就要走，我连夜和杨芃还有几位打工的送她去广州三寓宾馆。”
2、许祁提供的书证材料足以证明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住在广州三寓宾馆而不是住在深圳丽都酒店，这一证据铁证如山
检察卷第6卷第163-170页的8份书证充分证明许祁1993年1月13日住在广州三寓宾馆。
该8份书证是许祁报销1993年1月11日至1月18日从广州返回平顶山的差旅费，出差费报销表上有丁振宇4月26日的签字，因金额改动需要重新填表故尚未在财务报销，又因新华区检察院办案人员从许祁办公室搜走该原件后未将原件入卷，故现在只能看到复印件。但该复印件仍然铁证如山！
广州三寓宾馆1993年1月14日开具的住宿发票复印件显示：许祁在三寓宾馆的结账日期为1993年1月14日，房费为318元，该复印件看不清许祁住在三寓宾馆的起始日期，但根据许祁住在河南省驻广州办事处招待所的住宿发票推断，许祁住在三寓宾馆的时间应该是两个晚上加一个半夜房。理由如下：
①许祁在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即1993年1月14日晚上和15日晚上，16日清早离开广州（广东省连县93年1月16日开具的279元餐费发票能够证实许祁是1月16日清早离开广州的），该两个晚上的房费是220.5元。
②许祁住在三寓宾馆的房费是318元，如果像汪保林、杨芃所说的那样，许祁于1月13日晚上深夜2时左右到达三寓宾馆，那已是1月14日凌晨，许祁于1月14日上午离开三寓宾馆，即许祁只住了一个午夜房。根据1993年的物价，即使是五星级酒店，午夜房的房费也不可能达到318元。何况该住宿发票明确填写了住宿日期“自元月1×日至元月14日”，“元月1×日”因复印件看不清楚，但绝对不会是“14日”。根据许祁住在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招待所两个晚上220元的房价推断，许祁住在三寓宾馆318元的房价绝对不会是一个午夜房的价格。它至少证明许祁住在三寓宾馆有两个晚上以上的时间，即许祁在1993年1月12日晚上和13日晚上住在广州三寓宾馆。
（二）汪保林、杨芃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合情理、与本案的其它证据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汪保林、杨芃的证言是故意陷害许祁所作的伪证
本辩护人已用铁的书面证据证明许祁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广州三寓宾馆而不在深圳丽都酒店，所谓汪保林、杨芃于1993年1月13日下午在深圳丽都酒店送交许祁15万元现金纯属子虚乌有。
本辩护人对汪保林、杨芃的伪证作以下简要分析：
1、案卷中的书证材料证实：汪保林所说的在许祁来深圳前二天左右将石场商店账号告知丁振宇是典型的伪证
1993年9月13日上午，汪保林在检察院的第一次问话笔录中证实：丁振宇打电话给他说：“你那有没有账号给提供一下，有一个朋友做生意要用一下，我就在电话里给丁总说了一个石场商店的账号，丁总可能就记下来了，当时丁总给我打电话的时间是在许经理去深圳之前的二天左右，紧接着许祁就去了深圳”（检察卷第5卷第72页）。
汪保林的这一证言与丁振宇的证言完全相一致。
1996年9月6日下午，丁振宇在检察院的第一次问话笔录中证实：“在她去深圳之前给我说，她有个朋友想去深圳做生意，带现款不好带想先把钱打过去，丁总能不能帮忙找个账号。她给我说了之后，过了有1-2天时间，我给汪保林打个电话，汪就在电话上给我说了汇款账号，过后许祁找我，我就把深圳石场的账号给了许祁，我是把账号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许祁。”（检察卷第5卷第3-5页）。
1993年9月24日，丁振宇在检察院的问话笔录中再次证实：“在许祁走的前几天，许祁给我说，能不能在深圳找一个可靠的账户，她的朋友准备在那做生意用一下，我就说：可以，我给你问问，我就给深圳挂了一个电话，是给汪保林打个电话（因保林家有电话）说：保林，有个朋友想用一下账户，你那有没有，保林说可以，就给我提供了一个账号，这样我就把保林给我的账户给了许祁，具体给她账号的时间记不清了，这正是在她走之前的几天里”（检察卷第5卷第16-17页）
本案的书证材料充分证实：丁振宇和汪保林的上述证言是合谋串通、陷害许祁的伪证。
案卷材料证实：许祁在去深圳之前不认识汪保林，更不知道汪保林商店的私人账号。检察卷第6卷第128页的书证证实：丁振宇亲笔书写“深圳宝安梅林二石场商店80214-117047深圳发展银行文锦路分理处”，并将该纸条交给许祁。
检察卷第6卷第133页的书证证实：许祁根据丁振宇提供的账号，给中国神马帘子布（集团）公司财务部出具了加盖“河南省平顶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财务专用章”的公函，公函全文如下：“神马帘子公司：请将应付我单位的信息咨询费30万元整直接汇入我单位下属单位深圳宝安梅林坳二石场商店。户名：深圳发展银行文锦路分理处，账号：80214-117047。特此”
检察卷第6卷第144页的书证证实：中国神马帘子布（集团）公司于1993年12月26日第0802584号中国工商银行汇票委托书将30万元汇往深圳宝安梅林坳二石场商店80214-117047账号。
上述三份书证足以证明汪保林、丁振宇合谋串通、共同作伪证陷害许祁。
2、汪保林和杨芃对15万元现金票面的说法自相矛盾，对购买密码箱让许祁装钱的说法在事实上不能成立
汪保林1993年9月3日第一次向检察院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检察卷第5卷第69-70页）证实：15万元现金“50-100元面额7万元、10元面额8万元。”汪保林此次证言没有提到有5元的票面。
但汪保林在1993年9月13日的问话笔录中提到了有5元的票面（检察卷第5卷第71-85页）、在93年10月26日的问话笔录提到“5元票面只有1万多”。杨芃在94年4月4日的问话笔录也证实有5元的票面（检察卷第5卷第117-122页）。
汪保林和杨芃在所有的问话笔录中均证实：杨芃于1993年1月13日下午购买了一个519元的密码箱，看着许祁将15万元现金装进密码箱并于当晚送到广州三寓宾馆。
按照汪保林和杨芃关于票面的证言，许祁所收的15万元现金具体扎数计算如下：5万元100元面额的有5扎、2万50元面额的为4扎，6万10元面额的为60扎，2万5元面额的为40扎。如此统计，共有109扎；确实需要一个密码箱来装。
但案卷中的另一事实戳穿了汪保林、杨芃的这一伪证。案卷材料证实：许祁在1993年1月16日清早在河南省驻广州办事处招待所门口坐闫建中的小车回平顶山时，因小车装满东西放不下密码箱，许祁当众将密码箱打开，将密码箱中的衣物等物用塑料袋装好放到车上，该密码箱后来由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处长王飞带回河南（王飞的证言见检察卷第6卷第66页）
（三）汪保林说许祁收受15万元现金不打收据的证言完全不符合情理
汪保林在案卷材料中证实：许祁收受15万元现金没有给其打收据。这一证言完全不符合情理。理由如下：
1、汪保林此前和许祁完全不认识，初次见面，现金交付，又是15万元巨款，怎么可能不要收据？
2、汪保林认为许祁的30万元汇票是许祁的咨询费（私款），他是借二石场的公款交给许祁的，他自己要向二石场打借条，怎么可能不要许祁打收条呢？
3、许祁提回40万元汇票向杨芃打了收据，而杨芃、汪保林交给许祁15万现金却不让其出具收条，这完全不合情理。
4、二石场1993年1月31日7号记账凭证记载许祁“借款”15万元，没有许祁的借条，如何确认许祁“借款”15万元？
（四）汪保林证实用5万元转账支票兑换现金时支付了750元手续费，但在二石场的账上没有体现这笔费用支出的存在
汪保林上述几次问话笔录中均证实：他用5万元转账支票兑换现金时支付了1.5%的手续费750元。但二石场的账上没有体现这笔钱。汪保林1993年1月份仅是二石场的一个司机，当时的月工资应该不足200元，难道汪保林愿意用自己三个多月的工资来支付这笔钱？
（五）杨芃关于取现金10万元和用转账支票换5万元的证言前后矛盾，且不符合情理
1994年4月4日，杨芃在检察院的问话笔录中证实：“这15万元是从石场财务取现金10元，转账五万元是换现金，因为当时银行不给一下取15万元，所以采取转账5万元换现金”（检察卷第5卷第121页）。
2000年10月12日，杨芃在河南省高级法院封齐生的问话笔录中证实：当封齐生法官问到“为什么这张支票的数字有涂改”的时候，杨芃回答“这个到银行还可以填，好像想填个15万，后来发现账上钱不够了，就改为10万元”（河南省高院2001年再审卷正2卷第284页）。
杨芃上述两次证言前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根据汪保林1995年9月2日的证言“从二石场账上取出10万元现金，这还是我找行长签的字才提出来的，按银行规定，一次只能提一万，超过都得行长签字”（检察卷第5卷第105页）。据此，银行行长签字批10万元现金和15万元现金有何差异？
按杨芃2000年10月12日的证言，不是银行不给取15万元现金，而是“账上钱不够了”，才改写成10万元现金，另外开5万元转账支票。但案卷材料证实：该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是在同一个时间里（1993年1月13日）使用的是同一个银行账号“18——26116054”。难道说，杨芃明知道账上的钱不够，还要开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空头支票又怎可能在当天从别人那里换取到5万元现金？
（六）二石场出具的许祁“借款”15万元的记帐凭证，因没有许祁的借据而没有法律效力。即便是许祁真的“借款”15万元，也不能构成贪污罪
如前所述，二石场出具了1993年1月13日的第7号记账凭证，载明许祁“借款”15万元，但该记账凭证只是二石场财务填制的空头凭证，没有许祁借款15万元的借据作为附件，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依据《会计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没有原始凭证的财务凭证属于无效的虚假财务凭证，该财务凭证不仅不能证明二石场发生过15万元现金借支给许祁的财务业务，反倒证明了二石场制作虚假财务凭证的违法行为。并且，该记账凭证1997年开庭时才出示、质证，它与1996年开庭质证的汪保林于1993年4月份出具的借二石场8万元的借条相互矛盾。
同时，既然该财务凭证上标明是“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发{1991}21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的规定，理应按民法程序办理。从而证明，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范畴，不能据此便认定许祁贪污公款并给其定罪量刑。
（七）汪保林和杨芃关于汪保林还二石场借款15万元的时间相互矛盾
杨芃在1994年4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证实：“15万元是下的应收款，最后保林经手把这15万元给还上了。现在石场的账是平的”（检察卷第5卷第121页）。
汪保林94年4月1日亲笔书写的《证明》证实：“我想提现金还石场，因一时拿不出那么多，一直到5月中旬才将款还给石场15万元”（检察卷第5卷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