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在莎剧中所引发的争论恐怕是最多的。对莎士比亚用语言织体编织而成的哈姆雷特形象的评论，已经远远地超出文学评论的领域，拓展到社会学、心理学、人格学等各个层面。哈姆雷特延宕之谜还能再解吗？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求助于某一理论言述，而是必须先把握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初现象。哈姆雷特悲剧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文艺复兴一个世纪，他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牺牲品。

　　一、
　　有学者指出，如果在第一幕哈姆雷特王子就干掉了克劳狄斯的话，《哈姆雷特》一剧也就该闭幕了。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的延宕在剧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或不是哈姆雷特可以选择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哈姆雷特的延宕与他的悲剧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呢？

　　在剧中，“延宕”既造成了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祷告时错失为父复仇的良机，同时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价值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如此，延宕既是哈姆雷特悲剧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机，同时又是各种价值要求实现自身的过程。舍勒提出，只有我们精神视线毫不分离地将行动、焦点既落在事物的因果性上也落在价值的内在要求上时，才会发现悲剧性。1）（P262）如果把哈姆雷特的悲剧看成是纯粹的因果事件，是无法发现其中的悲剧性的，因为，“事物的因果过程对其间出现的价值不加考虑”。这就如在与莱阿替斯的比剑中，哈姆雷特的死是中毒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在纯粹性上是不包含价值因素的。而把哈姆雷特的悲剧视为纯粹是人文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的斗争，则已经包含了将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这一不知是否正确的结论当作了不加置疑的理论先见来运用，它往往造成以对封建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对悲剧性的分析。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在于哈姆雷特悲剧事件中的因果性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价值内在要求的关联中。两者的联结点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延宕可谓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

　　对于延宕，学界一般都视之为哈姆雷特的独特行为，而没有关注到延宕在剧中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一种价值感现象。或者说，决定哈姆雷特延宕的是哈姆雷特的一种价值感。在剧中，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愿望可以说是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听了鬼魂的话之后，并没有直接实施复仇。而是成为一个“疯颠”的思考者。而他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包含的其实是一种价值感：
　　……
　　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没有人回来的
　　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怕那边
　　还不知会怎样，因此意志动摇了，
　　因此便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
　　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
　　这样子，顾虑使我们都成了懦夫，
　　也就这样子，决断决行的本色
　　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
　　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
　　由于这一点想不通，就出了别扭，
　　失去了行动的名分。2）（三幕一场）

　　哈姆雷特的这一思考在作品中非常突兀。现世与“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的沟壑，“死的睡眠”等等对他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怖，这种思考远远超出了复仇本身。对哈姆雷特来说，这种生死体验较之复仇之类的行为，具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哈姆雷特所说的“顾虑使我们成了懦夫”的“顾虑”并不是对复仇后果的顾虑，而是生命价值并未得到最终确认的顾虑。在哈姆雷特的思考中，复不复仇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复仇目的是明显而又坚定的。只是哈姆雷特的价值偏爱在“现世——未知”的价值联结上。就行动和价值而言，价值具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先性。价值优先或价值偏爱决定了哈姆雷特在处理世俗事物的时候，首先是着眼于人、事与物的价值而非具体的人、事与物。在价值尚未确认之前，哈姆雷特是不会冒然就行动的。这一点从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忏悔后的反应同样可以看出：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祷告。
　　我现在就干，他就一命归天，
　　我也就报了仇了。这需要算一算。
　　一个恶汉杀死了我的父亲，
　　我这个独生子把这个恶汉却送上
　　天堂。（三幕三场）

　　哈姆雷特有一个“天堂”的观念吗？从剧中是无法确定的，因为死后的世界对他尚是未知的国土。他不愿意在克劳狄斯“正把灵魂洗涤清静”的时候报仇，原因就在于他的价值偏爱上。哈姆雷特没有把复仇视为纯粹的杀人事件，而是把它看作了价值事件。他所要的并非是消灭克劳狄斯的肉体，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干”（复仇）的价值要有所属。他的为父复仇的“精神情感”意向首先是在于克劳狄斯弑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罪本身。严格地说，哈姆雷特的复仇要否定的不是克劳狄斯本人，而是克劳狄斯身上体现出的罪的价值。灵魂“清静”的生命在哈姆雷特看来并非是罪的价值的载体，而正是生命价值的积极体现。他对于克劳狄斯的忏悔想到的是：“可是照我们人世的想法看来，他的孽债该很重；我现在解决他，却是趁他灵魂洗涤清静、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不。”（三幕三场）照人世的想法，将克劳斯斯的肉体消灭就算报仇，这是世俗法的意识，它直接针对的对象是罪的载体。哈姆雷特没有把这种世俗法的原则看得高于一切，他内心怀有“最终审判”的思想，他所想的是要在克劳狄斯的肉身与罪合一时消灭他，达到勾销罪本身的目的，使克劳狄斯的灵魂“象地狱一样的漆黑，直滚进地狱”。在面对杀与不杀的问题时，强烈的价值感驱使哈姆雷特将克劳狄斯的肉身与其弑兄、乱伦的罪本身加以了剥离，而正在忏悔之中的克劳狄斯在哈姆雷特看来并没有负载着罪，他举起的复仇之剑便不得不暂时收了起来。从这一点看，哈姆雷特并非像别林斯基说的是犯了“人格分裂症”，哈姆雷特的心性气质始终是一致的，价值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正是其心性气质中的价值优先原则，使哈姆雷特陷入了延宕之中。

　　二、
　　由上，是生命价值优先原则本身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还涉及悲剧冲突的问题。舍勒说过，“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1）（P254）“若干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相互抗争，其中的一个载体因而毁灭，”1）（P260）才有悲剧性可言。哈姆雷特无疑是价值的载体，但并非纯粹就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同时还是某一正当社会秩序价值的载体。这一点从哈姆雷特所面对的两难选择即可见出。

　　哈姆雷特是《哈》剧冲突的凝结点。在他身上，凝聚了与克劳狄斯、与葛露忒德、与莪菲莉亚、与莱阿替斯及与罗森格兰兹和纪尔顿斯丹的冲突。这些冲突无疑都是因哈姆雷特要复仇而得以展露的。但是真正的冲突在本文看来却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优先性的相互抗争，落实在哈姆雷特身上就是重整乾坤与确认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抗争。

　　人心秩序在前述已有描述，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是什么呢？以史鉴今，以外国题材反映英国天空下才有的事情，莎士比亚这一创作特点已得到公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就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与文艺复兴英国的的理想秩序观念格格不入。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3）（P84）但现实的具体的人事物却往往突破既有秩序，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哈姆雷特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从总体上是感到失望的。“哈姆雷特是以一种讥讽的口气讲的这段话，”3）（P85）这既是哈姆雷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同时更是哈姆雷特的一种时代秩序观念的反映。总而言之，在哈姆雷特看来是：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一幕五场）

　　这一句感叹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一、时代脱节了。像天神一样的父王突然暴死、叔父与母亲结婚，这些都令哈姆雷特感到恶心，表明哈姆雷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并不满意。二、要重新整好。它并非是为父复仇的动机，而是为父复仇的目标。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三、真糟。哈姆雷特并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相反地却认为这是真糟的事。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在历史中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糟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说的哈姆雷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4）（P465）倒有一定的道理。在时代脱节的情况下，哈姆雷特无法找到自己人心秩序安顿的地方，而这于他却是最紧要的。

　　重整乾坤的任务与“真糟”的感觉已经见出了哈姆雷特内心冲突的端倪。可以说，在社会秩序失范、人心秩序未曾安顿时，哈姆雷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时代不相融的断裂感。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并非是把重整乾坤当作最优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要担当这一责任。与其说是哈姆雷特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

　　哈姆雷特并没有循此任务在个体心态中去论证要重整出个什么样的时代。在整个《哈》剧中，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理想的描述。哈姆雷特在个体心性气质上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何在的思想者。老国王鬼魂不由分说地要哈姆雷特承担复仇的任务，哈姆雷特在外力的突入下不由己地把重新整好时代当作了属己的责任。非自主选择的任务与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气质是如此的不相符合。不属己的重新整好时代的任务落在一个沉思生命意义的哈姆雷特身上，便有了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相互抗争。哈姆雷特悲剧在本质上就是这一抗争的体现。哈姆雷特是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双重价值的载体。哈姆雷特由延宕转入“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即是两种价值抗争的结果。

　　哈姆雷特这一转变在外因上是受了福丁布拉斯军队的刺激。福丁布拉斯在剧中虽只是个配角，与哈姆雷特相比，他表现出了哈姆雷特身上所没有的实用精神。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
　　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
　　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
　　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
　　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
　　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
　　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
　　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
　　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
　　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
　　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四幕四场）

　　学界分析哈姆雷特这段独白往往认为这是哈姆雷特性格的转折点，是哈姆雷特从延宕转入行动的关键。从表面看来是不错。但问题是，以哈姆雷特对生命价值的偏爱，怎么会在一受福丁布拉斯士兵的刺激就“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呢？哈姆雷特准备流血以及要让别人流血的念头像他对生死的思考一样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行动之间如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哈姆雷特的性格必然是不统一的。从哈姆雷特的独白看，哈姆雷特尽管下定复仇的决心之时，也没忘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的内心深处还在不断地询问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他说：
　　可是究竟是由于
　　禽兽的健忘呢，还是因为把后果
　　考虑得过分周密，想来想去，
　　只落得一分世故，三分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
　　只管在口里嚷“这件事一定要做”，
　　而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办法
　　叫我动手啊。（四幕四场）

　　“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这样有关生命价值的问题，在哈姆雷特此时此地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在哈姆雷特的眼里，两万士兵的出征仅仅是“为了一点幻梦、一点点虚名”，表明在其心性气质中还没有认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在第五幕的“墓园”一场，哈姆雷特面对“骷髅”尽管是不断地在调侃，但想到的却是“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我们一步步想象下去，不会想象到亚历山大的最高贵不过的玉体叫人家拿来当烂泥给酒桶塞塞孔眼吗？”（五幕一场）。哈姆雷特看到了生命的倏忽变易性，看到了死亡对于现世生命的剥夺，但还理解不到在倏忽变易的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恒常的价值。如果假以时日，哈姆雷特也许会沉思出生命的真正意义及给自己的复仇寻求到价值根基。但是，在一系列事件的因果性中，哈姆雷特这种喜爱对生命沉思的心性气质缺少发展与成熟的时间。“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鞭策我起来复仇！”这句话流露出了哈姆雷特在选择流血时的无可奈何的心态。重整时代的任务逼迫着未曾安顿好人心秩序的哈姆雷特匆匆上了战场，而终因误杀波乐纽斯，被克劳狄斯所利用，最后落得了悲惨的结局。

　　三、
　　哈姆雷特的悲剧，从价值现象学的立场看，体现出的是生命价值优先的原则的被毁。这一优先原则的被毁有着现代学课题上的意义。在整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莎士比亚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中世纪步入现代的一个过渡。特洛尔奇（Troeltsch）在描述西方现代结构的不同类型的时候，谈到在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开始萌生，而“启蒙运动的基础在十七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莎士比亚的创作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下来分析。当然，莎士比亚是否带着自觉的现代意识进行创作，我们是无法断定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哈姆雷特》一剧无疑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哈姆雷特是现代人吗？当然不是。要在哈姆雷特身上寻出现代人身影是徒劳无功的。“舍勒以为，现代的体验结构之转型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就哈姆雷特来说，其身上的价值优先原则体现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而非工商精神气质，他远没有步入现代人的行列。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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