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温州金融改革
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解决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若要取得成功，最终离不开全国范围内金融改革中的一系列工程，例如金融法律的基础建设、实质上的利率市场化和机构市场化。
温州试验区
从永强机场前往温州瑞安，会经过一排排仍然十分简陋的家庭作坊和加工工场，人们几乎难以相信这里就是温州商人当年草创实业，掘取第一桶金的地方。温州，这座孕育了40万家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致富，其后又以游资团和炒楼客闻名全国的城市，在去年的一场民间借贷危机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温州成立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又叫人们的目光再次投向到这座城市。一场牵动全局、影响全国的金融改革似乎已经从这里拉开帷幕。
我们的报告首先回顾了去年开始的借贷危机。危机令到政府和公众都高度关注中小企业“两多两难”的困境。把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是化解和防范危机的不二之选。
在第二部分我们解读了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十二项任务，预计这些任务将如何落实。最后，我们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若要取得成功，最终离不开全国范围内金融改革中的一系列工程，例如金融法律的基础建设、实质上的利率市场化、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这些范畴的改革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有的事情还要从去年那场“跑路”危机说起。
民间借贷危机
2011年4月起，温州出现了大量“跑路”事件，部分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还贷困难而出逃。至2012年2月，温州“跑路”企业达到230多家，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跑路”危机对当地产生了负面影响：企业陷入关停局面，工人失去工作，150多家企业涉及银行授信问题，不良贷款随即上升，企业之间的担保链使得受牵连范围扩大。同时，“跑路”企业使用大量民间借贷，债权人难以收回资金，个人损失严重。除温州以外，危机还蔓延到了浙江其他城市和江苏、福建、内蒙古等地区，引起高度关注。
产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资金链的断裂。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出台。一方面，银行积极放贷，促使企业前来贷款；另一方面，宏观形势回暖，大批温州企业扩大投资力度和范围，并且重点投资于金融地产等非实体行业，导致企业资金需求激增。
在短期融资方式上，温州企业经常运用民间借贷作为过渡于银行贷款续借期间的“过桥资金”，其利息高昂，部分甚至达到接近50%。如果仅用作短期的“过桥资金”，即使利息较高，仍有助于企业资金周转。但是2010年下半年开始的信贷紧缩令到银行加紧控制风险，并且收回贷款。企业在贷款到期后被抽贷，不能获得下一期信贷，自身又由于从事非主业过多而难以回笼资金。“过桥资金”被迫短债长用，高昂的利息使企业主和投资人难以承受，经营或投资难以持续。
更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信用体系的崩裂。温州民间借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金的相互拆借，企业间的互联互保。陆续发生的违约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引起了连锁反应，令到各路资金都骤然不敢外借，原本在民间辗转流动的资金池因此而被冻结。
资金危机演化成信用危机，从而引致了更多的“跑路”事件。这一点可以从危机期间温州地区银行存款的大幅上升，以及其后当地理财产品销量的大幅增长得到印证。
两多两难
温州危机引起人们关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它们面临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
从资金需求角度来看，温州以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起家，目前共有8万多家私营企业和3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小企业本身的生产和经营极需资金支持，但对于银行而言，借贷给它们的成本高、风险大，以致它们获得贷款比较难、比较少。主要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显示，大多数资金仍投放于大型企业。特别是银根收紧时期，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贷款基准利率上升，银行首先就会提高贷款的资质条件，不少中小企业被抽贷，融资困难程度显著增加。
另外，中小企业融资难还体现在融资成本较高上面。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可在银行获得较低息的贷款；而中小企业即使获得贷款，利率也较高，而且需要大量担保和抵押，降低了资金的流动性和利用效率。尤其在银根抽紧时期，从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中可以看出，利率下浮的贷款数量减少，利率上浮的贷款数量增加，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的融资成本。
从资金供给角度来看，温州除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还蕴藏大量的民间资本，其中部分出自温州本地，部分来自国内与海外的回流。由于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最多的地区之一，多年来藏富于民，民间个人和企业拥有大量无明确投资标的的资金。它们有着强烈的投资意愿，但合乎规范的高回报投资渠道却很窄。
因此许多民间资金投入了民间借贷，据估算2011年年中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规模约占当地银行贷款的19%。然而目前民间借贷在法律上仅作为公民和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作为商业行为缺乏明确而规范的法律规定，形成违法违规的灰色地带。这既限制了民间借贷的投融资渠道作用，也使得大量愿意投资的民间资本难以合法获利。
而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客观衡量标准-就是看它能否解决“两多两难”的困境，冲破民间融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鸿沟。
合理性与规范化
从供需角度而言，中小企业具有融资意向，民间资本具有投资意愿，搭建这两者之间桥梁的民间借贷具有其合理性。
首先，民间借贷有助解决服务不对等的问题。中小企业贷款对银行来说存在风险大、成本高的问题：中小企业盈利不稳定，透明度不高，甚至没有可以征信调查的报表；另外它们规模小但数量多，进行信息排查的成本高，易产生信息不对称情况。民间借贷可以从侧面补充不足，弥补缝隙。民间借贷一般为当地资金，借方和贷方有一定的熟悉程度，这种熟悉程度可以增强信用，减少违约。
其次，允许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有助于为风险定价。利率是风险的价格，风险越高理应利率越高。目前，银行在基准利率的一定范围内对不同借贷者上下浮动，但是它们在经营性质上偏好国有大企业，难以满足民营中小企的需求。换而言之其利率是依据所有制定价，而不是依据经营风险定价。如果民间融资加入，可以通过市场供求促成竞争，对不同的经营风险进行定价。
把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化、阳光化，可以对其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和风险防控，将一般的民间借贷与性质恶劣的层级收储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降低了交易成本，消除“违法溢价”，从而降低了借贷的利率。
金改的未来方程式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为温州设立了“十二项任务”，内容广泛，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向，一是民间融资；二是民间投资；三是地方监管；四是加强主要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服务。
温州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解决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若要取得成功，最终离不开全国范围内金融改革中的一系列工程，例如金融法律的基础建设、实质上的利率市场化和机构市场化。
法律层面的基础建设
1、《商业银行法》。“十二项任务”中的第二项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被认为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突破。其实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36条”就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者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事实上过多的障碍和过高的准入门槛，全国只有民生银行算得上是民营银行。
《商业银行法》应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其中第13条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目前中国的银行准入最低资本要求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地区，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过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给民营银行设立了过高的准入门槛。
《商业银行法》第11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这两条规定了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设立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没有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过去几年中，很多设立银行的申请因为“市场竞争已经十分充分”而被拒绝。法律应该具体化自由裁量权，规范权利行使程序。《商业银行法》还应当允许股东多元化。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事实上造成了商业银行都为国有大型企业控股。即使是这次列入温州金融改革议程中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现时的相关法规仍然是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些法规都需要适当的修改。
2、《放贷人条例》。目前个人放贷方面存在法制真空。由央行草拟的《放贷人条例》第五稿已经在“两会”前夕上报国务院，前四稿因为无法控制资金流向而被否决。一方面，民间放贷资金缺乏法律规范和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与非法融资等问题；另一方面，国家统计机构无法掌握准确的民间资金运行数据，导致货币政策的效果有偏差，弱化宏观调控。
民间资金具有金额小、分布广、集中度低的特点，正好与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相匹配。目前民间资金唯一可以进入金融领域只有小额贷款公司，且在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向上受到严格限制。出台《放贷人条例》可以规范民间借贷，拓展民间资金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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